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龙门所见《洛阳伽蓝记》中人物造像述论
 作者:顾彦芳 发布时间:2009-4-3 阅读:6273次 【字体:


龙门所见《洛阳伽蓝记》中人物造像述论
顾彦芳

(洛阳龙门石窟研究所)


    龙门石窟的古阳洞,是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以后兴建的第一个大窟。它聚集着北魏王公大臣造像之遗迹。《洛阳伽蓝记》一书是反映北魏洛阳城内佛寺盛况的,它记载着北魏皇亲国戚及百官大兴土木、营建寺塔之事实。这些耗资巨大、工程宏伟而又壮观的寺塔及石窟造像,使洛阳城成为当时的佛教圣地和道场,在中国佛教史、文化史及美术发展史上都是无以伦比的。本文试图通过孝文帝、北海王元详在城内造寺,在龙门又开山造像之典型材料,反映北魏迁洛之始这一阶段内佛教发展的基本情况及主要特点。宣武帝、孝明帝及灵太后时期的佛教状况将在另文中叙述。
一  报德佛寺与古阳洞正壁造像
   《洛阳伽蓝记》卷三城南条中有:“报德寺,高祖孝文帝所立也,为冯太后追福,在开阳门外三里。有汉国子学堂,堂前有三种石经二十五碑。”短短字里行间,并没有显现出高祖所立报德寺的规模与豪华。然而在同书同卷“高阳王寺”中有一段当时世人之对话,赞扬洛阳城内名胜中的精萃,其中有:“若言川涧,伊洛峥嵘;语其旧事,灵台’、‘石经’;招提之美,报德、景明。”
   《北史》卷十九《彭城王勰传》载:“景明、报德寺僧鸣钟欲饭,忽闻勰薨,两千一百余人嗟痛,为之不食,但饮水而斋。”
   《魏书•释老志》亦有宣武帝“于恒农荆山造珉玉丈六像一。(永平)三年(510年)冬,迎置于洛滨之报德寺,世宗躬身致敬。”
    仅从上述三种史料中足可以看出,孝文帝为其祖母冯太皇太后所立之报德寺,在当时洛阳城内也是名寺,与宣武帝所立之景明寺相提并论,仅僧人就有千余人。而景明寺又侔于国寺永宁寺(另文再述)。其中景明寺的“山悬堂观盛一千余间。复殿重房,交疏对霤,青苔紫阁,浮道相通,虽外有四时,而内无寒暑。……伽兰之妙,最得称首。”既然报德寺规模与此相仿,可想也是相当豪华的。又从《魏书•文成文明皇后冯氏传》中可知,高祖孝文皇帝于皇兴元年(476年)生于平城。从他生下来,就受到“太后躬亲抚养”。孝文帝5岁即皇帝位后,尊其祖母为“太皇太后,复临朝听政。太后性聪达,自人宫掖,粗学书计。及登尊极,省决万机。”孝文帝曾下诏书,叙说与祖母之关系:“‘朕以虚寡,幼纂宝历,仰恃慈明,缉宁四海,欲报之德,正觉是凭,诸鸷鸟伤生之类,宜放之山林。以其此地为太皇太后经始灵塔。’于是罢鹰师曹,以其地为报德佛寺。”[1]这是孝文帝太和四年(480年)在平城建报德寺的最初动机与目的,是为报答冯太皇太后的养育之恩。
    冯氏《本传》又说:“自太后临朝专政,高祖雅性孝谨,不欲参决,事无巨细,一禀于太后。”由于当时既有皇帝在位,又有太皇太后临朝,在《魏书》传记中,有多处权贵称他们为“二圣”、“二皇”的[2]。到太和十四年(490年)太皇太后崩,高祖孝文帝五日内不思饮水,连续车驾永固陵十余次。其中太和十七年(493年)八月,在他从平城出发向南征战之际,又辞永固陵。九月到洛阳,实际是为他迁都作先头实地考察。在他看过西晋故宫旧址,观洛桥、幸太学、观石经之后,就首先在此地选择了为祖母追福,移建报德佛寺的新地址。并把有深厚文化内涵的汉太学遗址,提名为劝学里。太和十八年(494年),他回到平城,又两次辞永固陵。太和十九年(495年)迁洛以后,又在渡河以西建山园(实际是永固陵的模拟),他的这些报德寺、建山园等举动,都是平城的延续和发展,以达到他长期纪念、瞻仰其祖母的终身之志。
    北魏洛阳城内的寺院,自孝文帝建报德寺,宣武帝新建景明寺、瑶光寺、永明寺孝明帝之母胡太后建永宁寺、秦太上公二寺、秦太上君等寺院以后,朝野造寺建塔之风盛行,飞速发展,穷尽土木之力,达到登峰造极之地步。在西晋年间,洛阳佛寺42所,而孝文帝太和初年(476年)在平城仅有新旧寺院100所,到宣武帝未年(515年)洛阳城内500所,经孝明、胡太后的魏末洛阳城内竟有1367所。任城王澄在奏文中曾经写到:“自迁都以来,年逾二纪,寺夺民居,三分且一。……今之寺僧,无处不有,或比满城邑之中,或连溢屠沽之肆,或三五少僧,共为一寺……京邑第舍,略为寺矣。”(《魏书•释老志》)到孝静帝元善见天平四年(534年)迁都邺城,洛阳残破之后,还有余寺421所,其中就有孝文帝亲建的报德寺存在。
在龙门西山南部,北朝末年完工的路洞内,其北壁下层,有报德寺比丘的造像遗迹。造像龛是一个外方内圆的帷帐龛,内有维摩、文殊对坐说法及众弟子听法之场面。主像是释迦牟尼、二胁侍菩萨。造像龛完工于东魏武定七年(549年),造像铭文是:焕兮若无,有兮若/实;随缘感应,慈/度等一;梵音开道,/无不蒙所;称名礼/敬,善求成吉。深思/二惠,悟从缘生。刊山/立志,铭心不倾;愿下千/劫,愍度含灵;神光/普照,除去幽冥。/武定七年岁次已巳/四月十五日,报德/寺比丘法相造,/比丘法相侍佛。/
这段深含佛学哲理的造像及愿文,距最初孝文帝为其祖母冯太皇太后追福,所造之报德寺已有50余年之历史,它亲历了洛阳佛寺之盛衰。同时也表达了造像功德主比丘法相信佛之虔诚,崇法之热忱。
    《洛阳伽蓝记》卷五城北条末尾有“京南阙口有石窟寺、灵岩寺”的记载。而现在龙门石窟最早开凿的古阳洞,应是被当时称为的“石窟寺”。其理由有三:
(1)该洞北壁中层,杨大眼造像发愿文中有:“南秽既澄,震旅归阙,军次口口,路经石窟。览先皇之明纵,睹盛圣之丽迹。瞩目彻霄,泫然流感……。”这次战争归来是景明元年(500年)二月,杨大眼奉诏讨伐南齐豫州刺史裴淑业一战[3]。杨大眼率军经过伊阙关时看到古阳洞正在开凿之中,且正壁大像已完工[4]。
(2)该洞南壁西侧宣武帝延昌三年(514年)“张师伯等十四人因石窟东崖造弥勒像一区,愿十四人现世安稳,受命延长。”
(3)《魏书•肃宗纪》:“熙平二年(517年)四月乙卯,皇太后幸伊阙石窟寺,即日还宫。”同书同卷:“孝昌三年(526年)八月,帝幸南石窟寺,即日还宫。”
还有值得一说的是,《洛阳伽蓝记》作者杨衒之,把“石窟寺”列在灵岩寺之前,而“灵岩寺”就是宣武帝为孝文帝、文昭皇太后所营建的宾阳洞,这是有正史记载的,“准代京灵岩寺于洛南伊阙山”(《魏书•释老志》)。那么“石窟寺”就是孝文帝所置的古阳洞。
    孝文帝营建“石窟寺”的目的,应是与报德寺的性质一样:为冯太皇太后追福。这是北魏王朝历代帝王崇佛之遗风决定的。“初,魏之先代,本有凿石为庙之遗风,雕刻技术,夙所擅长,故每帝立,即于近都山岩,为帝造石窟,镌佛像。”[5]现存的云冈昙曜五窟(16~20窟),就是和平初年沙门统昙曜为太祖以下五帝所树立的象征性的模式像。云冈后来的各窟造像,也都是皇室工程,这对龙门石窟造像有着直接的影响。“助王政之禁律,益人智之善性。”“诏有司为石像,令如帝身”(《魏书•释老志》)。这种有明确记录为皇帝造像,且如帝身的,在石窟开造史上是一创举。这就明确了帝王就是佛的化身,忠君与事佛是一码事。尤其是太和初年,冯太皇太后执政期间(云冈二期造像)开凿的时间相同、布局相近,内容又相联的双窟内。释迦、多宝双佛并坐的题材十分突出,几乎每窟每壁都有。7、8双窟内,7窟正壁下层主像就是释迦、多宝对坐说法像。然而这些双佛并坐的内容,在西域早期造像遗物中是没有的[6]。这很可能是与孝文帝与其祖母冯太皇太后“二圣”有关。现云冈11窟东壁上层有太和七年(483年)造像,发愿文就是“上为皇帝陛下、太皇太后、皇子……为国兴福,敬造石庙形象九十五区,诸菩萨……”,足能说明魏代有凿石立庙之习俗。
   《魏书•高祖纪》中记载孝文帝曾多次驾幸云冈石窟:  “太和元年(476年)五月,孝文帝车驾祈雨于武州山”;  “太和四年(480年)七月幸武州山石窟寺”;“太和六年(482年)三月幸武州山石窟寺,赐贫穷老者衣服”;“太和七年(483年)五月,幸武州山石窟佛寺”;可见孝文帝与云冈之特殊关系。时值迁洛之前的太和十七年(493年),他把太和四年(484年)在平城“欲报之德”所建的“报德佛寺”,为追福而重建到了洛水之滨。同时在洛南伊阙山首开古阳洞正壁造像,都是纪念性之举动。孝文帝大规模的开山造像活动,是在平城的武州山,即大同云冈石窟。现存的7、8,9、10,5、6,11、12、13,1、2、3等,都是其间营造的。充分显示着国力之雄厚,雕造技巧之成熟。尤其是第5窟,是为其父献文帝祈冥福。第6佛母塔窟,是为其祖母冯太皇太后祈冥福[7]。
    迁洛以后,由于营建新都城,及为巩固政权所进行的一系列与南朝的征战活动,都占去他大部分精力与时间,所以仅开了古阳洞正壁三尊大像,还是到其儿子宣武帝景明(500-503年)年间完成。主尊像是结跏趺坐的释迦牟尼佛,高612厘米,头顶有磨光的高肉髻,面相长圆,著褒衣博带袈裟,双领下垂。双手施禅定印。头光三层,内莲瓣,中刻化佛,外层刻飞天,每层间以联珠纹相间。舟形身光直达窟顶。二菩萨身高390厘米,头戴花蔓冠,上身袒裸,帔巾自双肩斜下,交叉于腹部,左菩萨左手提净瓶,右手举胸前,右菩萨左手举胸前,右手提一尖状物,呈对称形式。当时随孝文帝在古阳洞造像的有两种人:一是为营构新都城而留守的中央官员,其中就有为“留镇洛阳”“经始洛京”而著名于当代的丘穆陵亮,其夫人尉迟,于太和十九年(495年)为儿子“请工镂石造弥勒像一区”;太和二十年步辇郎妻一弗造像一区;太和二十二年北海王元详造弥勒像龛;开国将军杨大眼造像发愿文的碑额就是“为孝文帝造像记”。二是地方官员,有:太和十二年(488年)的洛州刺史始平公之子比丘慧成为国造石窟寺;太和末年的都绾阙口游檄校尉司马解伯达;新城县功曹孙秋生、荥阳太守孙道务、颖川太守安城令白犊等二百人造像;时间从太和十七年(483年)至景明三年(502年)完工。陆浑县功曹魏灵藏、南阳太守郑长猷也在景明二年(501年)完工一造像龛。这些太和末年开造,景明初年完工的造像龛,都在古阳洞中上层。
    现存古阳洞是龙门开窟造像规模最大,延续时间最长的洞窟。进深及高都在10米以上,是摹拟云冈二期造像开凿的,洞内造像琳琅满目,题材内容极为丰富。造像题记有800多块,有纪年的110块左右,除太和年间造像外,宣武帝景明、正始、永平、延昌(500~515年)造像也都集中在此洞内。围绕孝文帝造像,除前边提到的官员外,较为突出的是元氏宗族,跟随他征战的官吏及社团造像。宗室中,按辈份有安定王元燮、广川王之妻侯太妃、齐郡王元佑、北海王元详及其母高太妃,这些造像,奠定了龙门石窟群的基础。
    元燮是魏太武帝之重孙,父亲元休是孝文帝亲信,常为孝文帝出征护驾。其中就有太和十七年(493年)孝文帝率军在洛定迁都之计之后,“诏安定王休率从官迎家于代京,车驾送于漳水上”[8]。元燮在古阳洞有三处造像:一是南壁正始四年(507年)完工之屋形龛,题记是“魏圣朝大夫、安定王燮为亡祖、亲太妃亡考、太傅静王、亡妣蒋妃”等造释迦像一铺;二是北壁永平四年(511年)造弥勒;三是在北壁为女夫闾骑造观音像。
    齐郡王元佑是孝文帝之堂兄弟,他于孝明帝熙平二年(517年)在南壁造一圆拱龛,内雕一交脚弥勒二菩萨。造像发愿文是:“……持节督泾州诸军事、征虏将军、泾州刺史、齐郡王佑。体荫宸仪,天纵淑茂。达成实之通途,识真假之高韵。精善恶二门,明生灭之一理……。于是依云山之逸状,即山水之仙区,启神像于青山,镂禅形开玄石。……乃作铭曰:‘……德由世重,道以人鸿。……熙平二年(517年)七月二十日造”’。此题记与其墓志:“……景明二年(501年)纂承基运。正始二年(504年)以王属近宗亲,才高时彦……锐志儒门,游心文苑。访道忘食,从义遗忧”相吻合。其造像记中的“达成实之通途”,即《成实论》,是印度诃犁跋摩著,后秦鸠摩罗什译,弟子昙晷笔受整理。孝文帝曾慕其名,特遣使请到平城主持讲席《成实论》,学徒千余人[9]。刚迁洛不久的“太和十九年(495年)四月,帝幸徐州白塔寺。顾谓诸王及侍官曰:‘此寺近有名僧嵩法师,受《成实论》于罗什,在此流通。后授渊法师,渊法师受登、纪二法师。朕每玩《成实论》,可以释人染情,故至此寺也。”’[lO]由于孝文帝的倡导,《成实论》在北魏甚为流行,看来,齐郡王元佑对《成实论》也是精通的。
    宗室中还有广川王贺兰汗之妻侯太妃分别在景明三年(502年)八月十八日及景明四年(503年)十月为“贺兰汗”及愿“孙息延年,胤嗣繁昌,庆光万世,帝祚永隆”造弥勒像。在宗室及近臣中,既在洛阳城内造寺,又在古阳洞与之有关的四处造像的是北海王元详。
二  追圣寺与北海王元详造像
    《洛阳伽蓝记》卷三城南条中有:  “龙华寺,广陵王所立也;追圣寺,北海王所立也。并在报德寺之东,法事僧房,比秦太上公。京师皆种杂果,而此三寺,园林茂盛,与之莫争。”秦太上公有二寺,是宣武帝之妻胡太后与其妹(元叉妻)为父追福所立,“时人号为双女寺,并门邻洛水,林木扶殐,布叶垂阴。各有五层浮图一所,高五十丈,素綵布公,比于景明。”而景明寺又是宣武帝所立,“其寺东西南北,方五百步,前望嵩山、少室,却负帝城,青林垂影,绿水为文。形胜之地,爽垲独美。山悬堂观,盛一千余间”(《洛阳伽蓝记》)。从中可见北魏造寺立塔,互相攀比之风之激烈。《洛阳伽蓝记》作者杨衒之,在其叙文中就有:“王侯贵臣,弃象马如脱履,庶士豪家,舍资财若遗迹。于是招提栉比,宝塔骈罗。”孝文帝的报德寺,广陵王的龙华寺,北海王的追圣寺其规模也是相当宏大的。杨衒之有意把它们并在一起描写,也许是因三人为同父母兄弟之缘故吧。元详是献文帝第七子,他常随孝文帝亲征,甚受器重,同时也是孝文帝一系列改革措施的积极支持和倡导者,并且热衷于佛事实践活动。
    元详造像龛在古阳洞北壁上层东侧,龛高147、宽107厘米,龛楣以坐佛、璎珞与华绳边结而成圆拱形。龛内主像是交脚弥勒坐狮子座,两侧二菩萨侍立。龛的下层雕有著汉装的男女礼佛图,左侧为男性,共有12人,前三身是供养比丘,第四身是一身材高大、头戴笼冠、身著冕服的供养主,有三身侍从为其提衣襟、举羽葆、打华盖。随后有五身次供养主,均有榜题,能辨识清楚者有“元善意”、“元宝意”。右侧女供养人亦有12人,前三身为比丘尼,看清榜题者有“比丘尼明惠”、“比丘尼法贞”。第四身是著冕服之女供养主,身侧有为打华盖、提衣襟之女侍从。后四身亦为次供养主。造像碑在造像龛之左侧,内容是:
“维太和之十八年十二月一日,皇帝亲御/六旌,南伐肖逆。军国二容,别于洛油;行留两音,/分于阙外。太妃以圣善之规戒途戌旅;弟子/以资孝之心戈言奉泪。其日大妃还家,伊川立/恿:母子平安,造弥勒像一区,以置于此。至二十二/年九月二十三日,法容刻就,因即造斋,镌石表心,/奉申前志:愿母子长飨化年,眷属内外,终始/荣期,一切群生,咸同其福。/维大魏太和二十二年九月二十三日,侍中、护军将军、北海王元详造。”
    这则造像发愿文,向我们展示了元详造龛像的开造过程,以及造像的动机与目的,同时也叙说了当时北魏对南齐的一场重大战役,与史籍相符。
    当孝文帝于太和十八年(494年)十月,亲辞太庙、奉迁神主,率群臣从平城出发,于同年十一月到达洛阳时,正值南齐肖鸾杀废帝郁林王称帝之际。孝文帝乘机南伐,遣兵四路,此次战争是对南朝征战较大的一次。《魏书》卷七下《高祖纪》也载有此事:“十有八年……十有二月辛朔(十一日),遣行征南将军薛真度督四将出襄阳,大将军刘昶出义阳,徐州刺史元衍出钟离,平阳将军刘藻出南郑……辛亥,车驾南伐。”此次战争,元详亦在军中,才有造像记中“别于洛油,行留两音,分于阙外”的惜别场景,以致互祝平安,发愿造像之举动。至太和二十二年(498年)九月,已历时三年九个月时间,像已造成,在题写铭文中“镌石表心”祝福,并再次发愿,母子永远在一起同餐化食,内外眷属,享受荣华富贵。
值得一提的是,造像龛下的男女供养人行列,左侧男性第二供养主,应是元详。右侧女性供养主,前者是元详之母高太妃,后者当是元详之妻刘氏”[11]。
    与元详有关的第二龛造像在古阳洞南壁中层东起第二龛,是元详一家之供养僧——比丘法生,为孝文帝及元详母子造。
    造像龛高249、宽180厘米。尖拱,龛楣上饰五身坐佛及侍立的菩萨。尖拱下有龙、凤矫首于柱头,由龙、风合体构成上部之拱额。龛内主像是偏袒右肩的释迦牟尼佛,结跏趺坐,双手施禅定印,头残。袈裟衣纹呈直平阶梯式,胸前饰有表示****常转的“卍”符号。头光饰莲花、坐佛,以联珠纹相间。舟形背光饰层层火焰纹。二菩萨手持净瓶或花蕾,侍立两侧,龛的下层中间是题记,高34、宽37厘米,两侧是男女供养人,整龛造像规模较元详龛大。
    左侧男供养行列12人,前三身是比丘,第一人榜题不清(按造像记内容,应是“比丘僧刘”),第二人是“比丘僧道”,第三人是“比丘僧隆”[12]。第四身是一身材高大、昂首挺胸、头戴笼冠、身著袍服之供养主,身前后有四身侍从,为其打华盖、举羽葆、提衣襟,榜题是“弟子北海王元伏荣”  (即元详),依次题名为“清信士元善意”(即元和)、“清信士元宝意”(即元顼)。以下人员身材渐矮,题名不清。
    右侧女供养行列共有14人,前三身是比丘尼,第一题名是“比丘尼明惠”,第二人是“比丘尼法贞”,第三人不清(与元详龛题名一样),其后是一头戴华冠,著宽服的女供养主,有三身侍从,后一供养主两身侍从,最后三身次供养主,依次排列。
     元详龛与法生龛男女供养人行列都提到了“元善意”、“元宝意”、“比丘尼明惠”、“比丘尼法贞”的名字,所排列位置都相同。其中“元善意”是河南王曜之孙。《魏书》卷十六《河南王曜传》载:“和,字善意,太和中出为沙门。……高祖崩后,各罢沙门归俗。”“世宗时拜谏议大夫,兼太子率更令,转通直骑常侍,兼东中郎将。肃宗时,出为辅国将军,凉州刺史,正光四年薨。”供养人中以世俗官员身份出现,这与本龛世宗初年完工之时间相符。
    “元宝意”,是元详之次子,《魏书》卷二十一《北海王元详传》:“颢弟顼,字宝意,起家为通直郎,转中郎,历武卫将军、光禄少卿、黄门郎。出为平北将军,相州刺史,为大宗正卿,封平乐开国公,食邑八百户。”而“比丘尼明惠”、“比丘尼法贞”则史书无传。
    如此之规模的南北两壁法生与元详两幅供养行列,一个完工于孝文帝的太和二十二年(498年)九月二十三日,一个完工于宣武帝的景明四年(503年)十二月一日,相差五年,历经两代帝王,然其规格、模式、排列次序、榜题名称,竟如此一致,其中的个由也许从法生造像发愿文中能找到答案:
“夫抗音投涧,美恶必酬。振服依河,/长短交目。斯乃德音道俗,水镜古/今。法生徼逢孝文皇帝专心于三/宝,又遇北海王母子崇信于二京。妙/演之际,屡叨末筵。一降净心,忝充/五戒。思树芥子,庶几须弥。今为/孝文皇帝并北海王母子,造像表情,以申接遇。法生构始,王家助终。夙霄缔/敬,归功帝王。万品众生,一切同福。/魏景明四年十二月一日,比丘法生为孝文/皇帝并北海王母子造。清伩士元/宝意清伩士元善意,弟子北海王元伏荣比丘僧隆,比丘僧道,比丘尼明惠比丘尼法贞”
    这则生动的叙情述景的造像铭文,向我们展示了一幅在奉行佛教的国度里,王室贵族与遁人空门的教徒共同参与造像的画面。比丘法生幸遇孝文皇帝专心于佛、法、僧三宝,又遇北海王母子崇信于平城、洛阳二京于是为孝文皇帝并北海王母子造像,表达深情,用以报答帝王资助之恩典。这种为既是世俗社会最高统治者,又是出世主义的佛教教主之双重身份的帝王造像的行为,推动了佛教在北魏发展的进程,形成了政教合一的局面;同时也反映了上层僧尼奉迎时政,交结官宦,依附王权而生存的社会现实。法生题记中的“法生构始,王家助终。夙霄缔敬,归功帝王”之语也正说明了这一点。
    与比丘法生造像龛同年同月同日完工的像龛,还有比丘慧乐为北海王造弥勒龛。在北壁比丘慧成龛右上方,与元详龛邻近。圆拱龛楣,内刻有飞天,主像是一交脚弥勒二菩萨。造像碑额是“弥勒佛像”,造像铭文是:
“夫一餐之锡,终古尚称,况见拯九渊,惠同造/化。慧乐旦沦俗苦,晚悟法律。蒙北海大王,落/发入道。表里催济,无忘夙霄。今率贫资,以申/前志,谨造像一区。吒宣三宝,西果庶几,永锺北/海。群生动植,各各至音,亲识存亡,普沾其趣。/魏景明四年十二月一日,比丘慧乐为侍/中、太傅、领司徒、尚书事,北海王元详造。”
    从题记内容看,慧乐原本是平民,是元详把他度之为比丘。与法生同样为元详造像,并且完工于同年同月同日,然而口气却大有差别。“法生构始,王家助终”与慧乐的“今率贫资,以申前志,谨造像一区”有着明显的经济实力之别。此两侧造像铭文也证实了《魏书•释老志》记孝文帝于“承明元年八月,高祖于永宁寺,设大法供。度良家男女为僧尼者百余人,帝为剃发,施以僧服,令修道戒,资福于显祖”。又“太和元年二月,幸永宁寺设斋,赦死罪囚。三月又幸永宁寺设会,行道听讲,命中、秘二省与僧徒讲座旨义,施僧衣服、宝器有差。”当朝执政皇帝既亲度僧尼,那么其季弟元详度僧造像之事也就必然。把度人为僧,当为功德,所以教徒也都争先恐后,积极努力。法生与慧乐也在其中,他们资力之厚薄,造像龛规模之大小,当是元详对其供奉多与少的具体体现。
    法生与慧乐为元详造像龛完工之年代是景明四年(503年)十二月一日,而半年以后的正始元年(504年)六月,元详因“贪害公私,淫乱典礼……驱夺人业,崇侈私第”(《元详传》),被废为庶人。而麦积山126魏窟中又出现了法生造像碑,其造像题记前部分残缺,文意难通,后部分是:
“又沙弥法生,俗姓刘,洛阳人/也。自慨进不值释迦初晖,退口/蒙慈氏三会,两宜中间,逢兹季/运。忝荷缁衣,冥报贫阇。然出苦/有由,非善不济,故肆力加功于/麦积崖,造龛一所,屈请良匠,积/稔始就。藉此口口,所愿帝祚口。”
    由此来看,龙门之法生与麦积山刘姓法生实为一人。他从比丘而到麦积山变成沙弥的原因,很可能与元详被废为庶人后“暴崩”有关。因此而西逃到麦积山避祸,等待机会成熟而又“屈请良匠”再次开龛造像。从整个造像发愿文看,法生奉佛十分虔诚,且精于玄理,而又流露出伤感失意之心态,但仍为国家、为皇帝祈福免灾,这远不是一个未受足戒小沙弥之口气。在龙门法生供养图像中,他是以大德高僧之姿出现在礼佛队伍之首,扮演着开悟导引之角色。在麦积山造像发愿文中又可看出他是一个穿袈裟的俗人,摆脱不了俗人的感伤,是因为他依附的人主遭到了厄运。这就是当时的社会现实,教权受王权的支配,“不依国主,则法事难立”的具体反映。
    元详的被废,同样也牵涉到另一龛造像,即元详母高太妃为孙保造像龛。此龛像位于古阳洞顶处,龛内主像是一交脚弥勒二胁侍菩萨,圆拱形龛楣及莲瓣形背光、头光,均无雕饰,是未最后完工之现象。造像题记是:
“孙保失乡,播越口口,口口/历载。终始冥愆,未及免之,/不幸早死。今为保造像一/区,使永脱百苦。/北海王国太妃高为孙保造。”
    从造像记没有完工年代及未完成雕像来看,应与元详被废为庶人有关。题记中提到的“孙保”,该是元详的早夭子,未封爵,因史无载,可补《元祥传》之缺。
    从北魏迁洛之始的孝文帝与其弟北海王元详在城内大兴土木之工,又在龙门开山雕造佛像及涉牵到的一系列问题,充分显示着由帝王直接参与的北魏佛教,成为国教的历史事实。它不仅使佛教事业得到了升华,也是权势地位的象征。由此力量的推动,才使得我们今天能看到云冈、龙门等如此巨大的石雕工程及所折射出的灿烂文化内涵。

注    释
[1]《魏书•文成文明皇后冯氏传》,中华书局标点本,1997年(此下所引《魏书》均同)。
[2]《魏书•杨播传》附《杨春传》(杨春):“诫子孙曰:‘吾兄弟自相诫曰:今忝二圣近臣,母子间甚难,宜深慎之。”《魏书•程骏传》:“其颂曰:于穆二圣,仁寿春生。”《魏书•李彪传》:“袁曰:自太和建号,逾于一纪,今二圣躬行俭素,诏令殷勤。”
[3]《魏书•杨大眼传》“世宗初,裴叔业以寿春内附,大眼与奚康生等率先人,以功封安戍县开国子,食邑三百户,除直阁将军,寻加辅国将军、游击将军。”与杨大眼造像记相符。
[4]温玉成:《古阳洞年代探索》:“古阳洞正壁三大像完工于景明元年(500年)前后。”《龙门石窟研究论文选》,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,1993年。
[5][10]《魏书•释老志》。
[6]施萍婷:《关于莫高窟428窟的思考》,《敦煌研究》1998年1期。
[7]赵一德:《云冈佛母塔洞的宫闱内密》,《敦煌研究》1996年1期。
[8]《魏书•高祖纪》。
[9]《高僧传》卷八《释昙度传》。
[11]《魏书•北海王元详传》:“详母高太妃。……妃,宋王刘昶女,……宠妾范氏。……详母素严,详每有微罪,常加责罚,以絮裹杖,……又杖其妃刘氏数十。”
[12]古阳洞正壁亦有:“比丘僧隆为师僧父母造像供养”之题记。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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