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顺应母意 开窟尽孝
 作者:王 洁 发布时间:2009-4-3 阅读:5282次 【字体:


     顺应母意  开窟尽孝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——极南洞与唐代名相姚元之

王  洁

    不信佛的儿女,为信佛的父母搞佛事活动,并不是一件特别少见的现象。曾三次任唐朝宰相的姚元之就不信佛,但为了表示孝心,却为他死去的母亲,开凿了一个不小的极南洞。
    极南洞位于龙门西山最南端高处的崖壁上。该窟三壁坛基,正面均间隔为四个格,每格内分别雕出一伎乐人或舞蹈者,神形殊别,活灵活现,但不乏专心娱佛之态。正壁中央那相对的二舞伎,舞姿婀娜,左右二乐伎分别持箜篌和琵琶;北壁四乐伎分别持铜钹、筚篱、琵琶、团扇;南壁四乐伎分别执束腰鼓、笙、筚篱、团扇。抬头向上看,窟顶雕有莲花藻井,周围环飞天人。天人均高束发髻,裸露上体,下束长裙,翩翩飞舞,全窟俨然是一派弥勒净土美好世界之场景。
    极南洞开凿年代当在唐中宗神龙二年至唐睿宗景云年间(公元706—711年),该窟呈方形,前后室结构。窟高约4米余。窟室环三壁起有高坛,约高0.6米。九躯造像皆雕于坛上。西壁主尊为善跏趺坐的弥勒佛,端坐于束腰方形台座上,头饰涡纹肉髻,无头光、身光。佛面庞长圆,鼻直嘴小,双目呈俯视状,两耳长垂至肩,身著通肩式袈裟,通体像高3.10米;两侧延及南北壁依次侍立者为二弟子、二菩萨、二天王及天龙八部之一的人面兽身像。
    “天龙八部”又称“龙神八部”,为佛教护法的八个部族,据《舍利弗问经)等载,即有天众、龙众、夜叉、乾闼婆、阿修罗、迦楼罗、紧那罗、摩喉罗迦等。这些诸天的鬼神均受佛的教化,以护持佛法、保护众生为天职。龙门的这类形象众多,表现亦各异。
    窟门外两侧,雕有二金刚力士像。造型生动有力,极富艺术夸张性,历来受到重视,被誉为龙门石窟唐代力士的代表。北侧力士头已残毁。二力士均裸露上身,下束裙裤。虽各残失一臂,但从身躯整体看,仍能透视出“力拔山兮气盖世”的力度。这二力士呈对称态势,一臂上举,力托须弥山,脖颈呈棱状,胸肌暴突,腹前肚脐部位呈梅花瓣状,这就是所谓拳术运气法的丹田气。通过此形象可以看出,古代的艺术匠师们在创作雕刻的过程中,把肌肉的张与弛,处理得极为恰当。如耸起的三角肌和凸棱肌是坚硬的,而弯下的腹外斜肌,却显出松动;抬起的臂膀和紧绷的胸部,虽没有过细地雕出暴露的青筋,然而却给人一种血的奔流和血管在膨胀的感觉。在这里,古代的艺术家们似乎重在刻划表现一种“神”的力量,从而使作为镇守佛门的武部神更具一种威慑感,造成令人惊恐的环境氛围。这些凝结着我国古代劳动人民高度智慧和技巧的佛教艺术佳作,不仅能和西方的人体雕像媲美,而且是今天艺术解剖学的极好教材。
    视其极南洞的形制与造像规模,非一般臣民力量所为,应为具有较强经济实力的官宦品级之家所凿。该洞前室南壁残留的一处造像碑,为我们进一步考释该窟的功德主和造像年代,提供了可靠而又难得的史料依据。
此碑高164厘米、宽70厘米。因历经千年风蚀,碑体残损大部,致使字迹模糊不清。今所能辨识出的残文:“口口大夫,□□二州都督,长沙县公姚意之妻,……□尚书,同鸾台风阁三晶,上柱国、梁县□,同沐荣庆,子子孙孙常保安乐”等字样。
    据《新唐书•百官志)载:“光宅元年改中书省曰凤阁。”光宅元年(公元684年)正是武则天以皇后的名义临朝称制之时。在此期间,武氏为正式登位所采取的重大举措有:废唐中宗(李显)为庐陵王,幽于别所;立第四子唐睿宗(李旦)为皇帝;改东都洛阳为神都;改唐百官名:门下省改称鸾台,中书省改称凤阁,宰相称同鸾台凤阁三品。
更改官名,是武则天登基做皇帝的一个步骤。从《则天本纪》中看,此时期姚姓任同鸾台凤阁三品的只有一人,即姚崇(字元之)。
    又据《新唐书》卷一二四《姚崇传》载:姚崇的父亲姚意或姚懿,曾为嶲州、幽州二州的都督,封为长沙县公。而姚崇在唐中宗时的官职是“春官尚书、同鸾台凤阁三品、上柱国、梁县侯”。这与碑铭中所称姚意和姚崇的官职、晶级颇相吻合。因而可知,极南洞是唐代著名宰相姚崇为追悼亡母刘氏所开凿的功德窟。开凿时间当在唐中宗神龙元年(公元705年)。
    姚崇(公元650—721年)本名元崇,字元之。陕州硖石(今河南三门峡东)人。他少倜傥,尚气节;长好学,下笔成章。初任濮州司仓,夏官郎中。时契丹扰河北,兵檄丛集,崇奏决若流,武后贤之,即拜为侍郎。垂拱后,又进同凤阁鸾台三品。唐玄宗时,再任兵部尚书,同中书门下三品,封为梁国公。开元中引宋璟自代,史有“姚宋”之称。开元八年(公元721年)授太子少保,以疾不拜,次年卒,年七十二,赠扬州大都督,谥曰“文献”。开元十七年,追赠太子少保。从上述可知,姚崇曾历任武则天、唐中宗、唐玄宗三朝大宰相,是促成开元盛世的著名人物,他与宋璟等人一起佐助唐玄宗,从而开创唐代的全盛期。被《旧唐书》形容为,“开元之治”是“贞观之风,一朝复振”。
    姚崇素以不信佛而著称,但他所侍奉的三代君主却都是媚佛的。武氏不但与佛有缘、与经有缘,而且也与僧有缘。可以说武氏是利用佛教神权登上了帝王的宝座。而睿宗李旦,在他第二次做皇帝的第一年(景云元年即公元710年)里,就“度僧、道三万人”;而他本人也从法藏和尚“受菩萨戒”,还曾撰写过诸如《大宝积经序》等吹捧佛教的文章。《旧唐书》说睿宗在位时,“甚兴佛寺,百姓劳弊,帑藏为之空竭。”而且,当时“出财依势者,尽度为沙门;避役奸讹者,尽度为沙门。其所未度者,唯贫穷与善人。”以致“十分天下之财,而佛有七八。”可见睿宗时期佛教之盛。玄宗不仅受“灌顶法”,做“佛弟子”,而且还“御注”佛经,宣讲教义。开元元年(公元713年),玄宗敕令,用他的寝殿材料,修建安国寺的弥勒佛殿。开元四年(公元716年),印僧善无畏来华,玄宗请他住内道场,并尊之为“教主”。
    由此可见姚崇本身虽不媚佛,但他所生活的时代却被释典经律所包围,在不自觉中亦受到佛的洗染。特别是佛教教义中所宣扬的“生死轮回,因果报应”,造功德窟“多造多福”等,对姚崇均有影响。姚崇在龙门山为母开窟造像,除了上述社会时尚外,还是一种尽忠尽孝之举。因为姚母是一位非常虔诚的佛教徒。
    早在姚崇为官之初,即唐高宗龙朔年间,就曾在今伊川县境内选址建筑了私宅——“河南别墅”。其间,其母刘氏时常往来于洛京城中,每途必经龙门,且必拜佛礼祭,往往感悟佛法的无量,即发愿开窟造像,以保家业隆盛,子孙兴旺,祈福折灾……。而作为孝子的姚崇,正是顺应其母的意愿,特在龙门山择址,开凿了形制完备、规模较大的中型窟——极南洞。
    姚崇,史称贤臣,政治上刚正不阿,思想上有唯物主义倾向。在他所侍奉的三代君主统治时期,佛教云雾弥漫,但他坚持对佛教持否定态度。曾多次规劝唐玄宗,要以中宗时“倾国造寺”、“富户强丁,皆经营避役,远近充满”的情况为鉴戒,不要过分崇信佛教。他临终前,特别叮嘱他的儿子们,不要在他死后搞佛事,遗言:“吾亡后,必不得为此弊法!若未能全依正道,须顺俗情……”并特别强调:“不得辄用余财,为无益事!亦不得妄出私物,徇追福之虚谈!”显示出一种独有的藐视宗教的气概。
    姚崇,71岁时卒于东都洛阳之慈惠里,谥文贞,葬于万安山之南原,张说特为其撰神道碑。按其父姚懿墓碑云:崇母夫人刘氏遣令合葬,乃葬龙门万安山之南。如是,姚崇墓当在其母墓之次。说姚崇,不能不谈为其撰写神道碑的张说。张说(公元667—730年),字道济,又字说之。公元689年应武则天策贤良方正的诏举,以对策第一被录取人仕,历经武则天、中宗、睿宗和玄宗四朝,并三次出任宰相要职。与姚崇历任三朝宰相有相似的经历。玄宗时任命他为中书令,并封为燕国公,食禄300户,礼遇很高。但不久,因与姚崇矛盾,被参奏下台,贬任相州刺史。开元九年(公元721年)姚崇卒,张说第三次出任宰相。在文坛上,张说又是一个享有盛名的文学家和史学家。<旧唐书)说他“为文俊丽,用思精密”,朝中的许多大作,多出自他手,尤其擅长碑文、墓志铭等。他和许国公苏頲一起,号称唐朝的“燕许大手笔”。因此姚崇卒,特为其撰写了墓志铭。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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